、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，在中原地区形成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，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与引领者

5800年前后，在黄河流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、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，长江流域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，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等地均已出现文明起源的迹象。但只有在中原地区的这些文明的源头延续并发展下来，汇聚为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，根本原因还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适宜的地理环境。其一是气候条件。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℃左右，气候温暖湿润，是东亚大陆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。而长江流域的气候过于湿热，蒙古高原和东北的气候寒冷和干燥，都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雏形的成长。其二是土壤肥沃和地势平坦。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，土壤疏松。在只有石器或简单的木制农具的情况下，这样的土地上面的植被容易清除，容易开垦成农田，并且容易耕种。尤其是在小麦被引种后，可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促使阶层分化和统治者、贵族、士人、军队、祭祀人员、巫师、史官（由巫师分化）、工匠等专业人员的扩大，也较快地增加了人口和劳动力。统治者控制了较多粮食，促成了“公天下”的禅让制度向家天下的世袭制的转化。到西汉末年，在6000余万总人口中，黄河中下游地区占60％以上。同时，黄河流域的土地连成一片。这样的土地便于大面积的开垦和耕作，便于新作物如小麦的推广，便于统治者、管理者组织生产、流通和分配，也便于人口的扩散、迁徙和重新定居。由于人流、物流的成本较低，强大的部落在联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，控制或管理的范围较大，并能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，最终发展为酋邦或早期国家。这样的环境也使地域性的神灵逐渐被大范围、普遍性的神所取代，进而形成统一的最高神——天，天下也成为已知和未知的地域范围的代名词。天和天下的概念进而催生出大一统的观念，以后的统一就是以这片土地为基础，并且不断扩大。

二、黄河、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交相辉映，长盛不衰

随着气候逐渐变冷，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寒冷、干燥，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，但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，强烈的冲刷和下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，并因大量人口迁入造成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。大量泥沙流入黄河，使这条原来被称为“河”或“大河”的河在春秋时便有了“浊河”的称号，到西汉初就有了“黄河”的名称。在世界大河中，黄河在历史上改道最频繁、幅度最大，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，最南可夺淮河入海，甚至流入长江。每次决溢改道都会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，还会给环境留下难以消除的危害。同时，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政治中心所在，因此，凡是要夺取政权，建立新朝，入主中原，都必然以中原为主要战场，而首都是最终夺取目标。中原的战乱驱使本地人口外迁。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，中原政权在无法生存时也选择南迁，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。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、人口外迁使黄河流域屡次受到毁灭性的破坏。与黄河流域相反，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，四季分明，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，成为宜居的乐土。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开垦，环境得到改善，水利设施得以建设和维护。大量南迁人口不仅补充了充裕的劳动力，而且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、制度、技术、工具、器物，还包括一批天才与各领域的杰出人物。他们在长江流域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景观中，创造出大量新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。长江流域逐渐取代黄河流域，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所在。

三、中华文明远离其他重大文明，在古代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，这使中华文明始终未受到外来文明的破坏、冲击和影响，保持着独立、延续的发展，但也缺乏与外界了解、交流、学习的机会，对外影响力存在极大局限

人类创造的重大文明中，只有中华文明处于东亚大陆，远离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周围的巴比伦、希腊、罗马、埃及等文明，不仅相距遥远，还隔着高山大洋、荒原沙漠等地理障碍。就是与距离最近的印度文明，也隔着青藏高原、横断山脉。工业革命以前，在缺少机械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，这些地理障碍基本无法克服，人流、物流的成本极其高昂，风险极大。

近代以前，中华文明从未受到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或战争波及。而在中华文明圈内部，虽然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，甚至会入主中原，但由于华夏族（汉族）在人口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绝对优势，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，连这些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本身也难以避免被融合的命运。佛教始终是和平地、不依靠任何武力或经济压力的方式传入中国。依靠武力或政治、经济压力推行的宗教对中国鞭长莫及，伊斯兰教到12世纪才推进到新疆。外来文化更没有被强制推广的机会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，即使有机会进入中国，也只能通过展示，供中国人自由选择。另一方面，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也缺乏相互了解的机会，难以进行比较、交流，更不会有彼此学习、相互借鉴的自觉性和积极性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开放。

四、古代中国很少对外侵略扩张，开疆拓土大多是反击入侵的延伸，而一旦国力衰退往往撤退放弃

中国最早的统一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为基础的。中国的概念逐步扩大为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区，周边则仍然属于戎狄蛮夷地区。尽管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戎狄蛮夷地区也应该属于“王土”，由于他们尚未开化，这些地方还不是华夏“声教所及”，不配也不宜当作中国，不值得进行直接统治。对这些人口和土地是否需要或可能接纳，要根据他们的开化程度决定。

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充足的可供农业开发的土地，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资料，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。局部地区因自然灾害或人口压力造成的供应不足，可以通过在朝廷统一调度下的相互调剂得到解决，或依靠多年的储备得到缓解。当黄河流域因天灾人祸陷于衰败时，长江流域的开发及时弥补了供应不足，并且逐渐发展成主要的商品粮供应地。长江流域的开发还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作物产品，生产出更丰富的生活用品和商品。

中国的统治者早就形成“天朝无所不有，无须仰赖外人”的观念，一向认为中国没有对外贸易的需求。直到1793年（清乾隆五十八年），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书中还自以为“天朝德威远被，万国来王，种种贵重之物，梯航毕集，无所不有”。由于早就形成了境外、海外都是蛮荒之地，外族、外国都是未开化的蛮夷这样的观念，中国不仅没有向外开拓的需求和动力，连对外界的好奇心也逐渐丧失，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。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实际状况和先进程度，缺乏参照和对比，直到鸦片战争，中国始终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，既没有对外交流的愿望，更找不到对外开拓的理由。

早在西汉中期，秦始皇、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就受到质疑和批评，因为他们新开拓的部分土地不能开垦为农地，不适合农业生产，却因征发农业劳动力从军或驻守边疆而造成已有耕地的荒废，影响农业生产。汉朝的军队曾不止一次深入匈奴地区，进入蒙古高原，但都没有长期占领，不久就退回长城之内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那里不能辟为农田，从内地运输粮食成本极高，无法维持常驻的军人和行政人员。由此形成的观念，是疆域的范围应该限于宜农土地，其他土地应该留给从事牧业、狩猎、采集或刀耕火种的戎狄蛮夷。

对照西汉的疆域和清朝的极盛疆域，两者相差主要是三块——蒙古高原、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，都是当时条件下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，而不是因为西汉没有占领的能力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开拓，基本都是反击入侵的延续，不是出于对外扩张的目的。而且一旦国势衰退，就会主动放弃。如汉武帝用兵大宛，虽出于掠夺天马的目的，但到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，主要还是出于维护交通线、保证屯戍供应和监护西域地区的考虑。新莽期间一度撤销，东汉国力衰退，西域“三通三绝”，只能量力而行。以后各朝对西域亦不是志在必得，如明朝初年只在哈密一带建立卫所，嘉靖后已退至嘉峪关，至清乾隆二十五年才完全收复。唐朝反击东突厥的入侵，灭东突厥后占据蒙古高原和以北地区，但不久就允许突厥人返回旧地导致后突厥复国。唐高宗灭西突厥，加上波斯王子归降，唐朝的疆域扩展到咸海之滨的阿姆河、锡尔河流域。但仅仅几年，在阿拉伯东扩后就节节后退，公元755年的怛罗斯之战后退至葱岭，安史之乱后更已退至陇山。